PROFILE / 个人介绍
澜升法律主理人 Principal, Upwell Law
我见过法律程序怎样改变一个人，
也见过一个案件怎样改变一个家庭。
因此，我处理的从来不只是一份卷宗。
THE BEGINNING
有些东西，
在懂事以前就已经进入了我的性格。
我是一名 80 后，童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度过的。
那时候，父母带我去商业街逛街，经常能在路边看到乞讨的老人，也会看到年纪很小的孩子。他们面前通常放着一个盒子或者旧碗。
小时候没有多少钱，身上只有父母给的一点零花钱。每次经过这些人，我都会停下来，从口袋里拿出一毛或者两毛钱，放进他们面前的盒子里。
现在看，一毛两毛当然做不了什么。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已经是自己能够拿出来的一部分。五毛、一块钱我也舍不得给，因为那可能是我一天或者两天三天全部的零花钱。可如果什么都不给，直接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我心里就会一直不舒服。
后来慢慢长大来，父母告诉我，路边有些乞讨的人可能是假的，不要轻易相信。有时他们也会拦着我，不让我再给钱。我能够理解他们说的道理。但每次从那些人身边走过去，哪怕已经走出很远，我还是会忍不住回头，心里依然难受。
那个时候，我还说不清什么叫同情、善意或者责任。我只知道，当一个人坐在那里向别人求助，而我从他身边经过时，我很难假装自己什么都没有看见。
JUSTICE & COURAGE
在理解法律以前，
我先从故事中理解了什么是不平。
《水浒传》和《小八义》是我很早接触的故事。准确地说，最早并不是自己读书，而是在还懵懵懂懂、甚至没有完全懂事的时候，就跟我爷爷一起听半导体，听评书里讲这些故事。
那时未必听得懂所有人物关系，也不理解故事背后的时代和制度。但故事里那些看到不平之事便愿意站出来的人物，很早就进入了我的世界。因为接触得太早，它对我的影响不是长大以后读完一本书得出的道理，更像是在性格真正形成以前，就已经埋下了一颗种子。
上学以后，如果一个同学被周围很多人排斥，甚至所有人都在欺负他，我反而更想站到他的身边。尤其是当其他同学明明觉得不公平，却因为害怕而不敢出声时，我心里会非常难受。那时候我还不懂“替弱者发声”这样的表达，只是本能地觉得，总得有人站出来说一句：这件事不对。
我们小时候，男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常见的做法是打不过就回去找人，再叫来一群人打群架。但我一直不愿意这样做。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矛盾发生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就应该由我们两个人解决。哪怕我打不过，我也会自己面对，不会把原本两个人的事情变成一群人对一个人的围攻。
现在回头看，打架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但那段经历留下来的，并不是对冲突的迷恋，而是一种很难改变的性格：我愿意承担自己的选择，也可以面对比自己更强势的人，但我不愿意让人数和力量决定谁是对的。
我不太擅长对明显不公平的事情保持沉默
参加工作以后，我仍然保留着这种性格。曾经有一项按照规定我具备条件、可以正常申报的等级，一位主管领导却明确表示不允许我申报。在那样的工作环境里，很少有人愿意直接和主要领导产生分歧。
但我就是要找到他，就是要把规定、条件和自己的理由摆在面前。我明确告诉他：既然规则允许，我就要按照规则申报。这不是为了故意制造冲突。我只是始终认为，一项明确存在的权利，不应该仅仅因为一个人的强势或者一句话就被取消。
后来，法律让我逐渐明白，勇气本身并不足够。真正能够保护一个人的，是事实、证据、规则和程序。
LAW & EXPERIENCE
对法律，我从来不满足于
“记住一个大概”。
准备司法考试，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时，身边有许多一起备考的人。有人更擅长抓重点，只要记住大概、能够通过考试就可以了。这种方法并没有错，但我的性格不允许自己这样学习。
如果遇到一个法律概念，我不只想记住最后的结论。我必须弄明白它为什么这样规定，每一个构成要件是什么意思，不同条件之间是什么关系，放到真实案件中又会产生什么结果。
我至今记得，当时复习“善意取得”时，需要掌握一整套构成条件及其解释。每一个条件后面都有很长的内容，全部加起来有数百字。没有人会一个字一个字的背下来，而我会一遍一遍理解、一遍一遍复述，直到能够把整段内容一字不差地写出来。
刑法中的许多罪名、构成要件和理论也是如此。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其中一些内容我仍然可以完整一字不差的复述。我始终认为，只有真正理解一个概念为什么成立、每个词为什么不能随意替换，它才可能在多年以后仍然留在脑子里，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复杂案件教会我的，不只是法律条文
在长期体制工作中，我参与办理过国内头部房地产企业融资及其上下游企业融资相关的复杂案件，也办理过涉及区、市、省不同层级人员的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以及经济犯罪、数字资产，虚拟货币相关案件。看到了一个“巨大帝国“瞬间倾倒，如果他们当时早一点采取措施，也不至于这样
这些案件往往规模大、参与主体多、资金链条长，不是找到一个法条就能够得出答案。因为长期跟随案件从开始到后续处理，我逐渐熟悉一项案件如何启动，程序推进到不同阶段意味着什么，哪些证据可能影响判断，以及当程序出现某些信号时，案件可能向什么方向发展。
在体制内工作的经历，让我理解的不只是纸面上的程序，也包括程序在现实中如何运转。这不是绕开规则，而是在规则之内知道什么时间应当做什么，材料应当如何组织，问题应当怎样准确表达，以及如何避免把一件原本可以解决的事情拖到代价越来越大的程度。
我更关心的是，怎样在守住原则的前提下，把事情真正推动下去；怎样用更短的时间、更可控的成本，取得对当事人更有价值的结果。
WHAT I HAVE SEEN
有些现场，
会留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很多年。
这些年，我见过许多普通人可能一生都不会见到的现场。
我见过一位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同事，因事故突然离世。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停在了刚刚开始的年纪。面对他的家人，尤其是那位独自抚养孩子的母亲，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话才算安慰。
后来，我看到她在社交媒体里发布的内容。那些文字和画面没有声嘶力竭，反而因为过于安静而显得更加凄凉。一个母亲把孩子养大，看着他穿上制服、开始工作，以为他的人生才刚刚展开，却突然接到一个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
“节哀顺变”太轻了，轻得承受不起她失去孩子的重量。我反复问自己：除了站在她面前表示同情，我们还能为她做些什么？程序能够为她解决什么？法律能够为她争取什么？又有什么，是法律永远无法补偿的？
我也见过一位老人骑车带着年幼的孙女，被大型货车撞倒。老人受了伤，但还活着。那个孩子却倒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再也没有了呼吸。老人亲眼看着自己的小孙女在面前离开。
这种场面，旁观者尚且难以承受，更何况是孩子的奶奶或者姥姥。她不仅要面对身体上的伤痛，还要面对一个可能伴随余生的问题：为什么活下来的是自己？法律可以调查责任，可以固定证据，可以要求赔偿。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案件留下的从来不只是一份责任认定和一个赔偿数字。
我还见过重大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在家人面前被带走。那一刻，当事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家属也不知道下一次见面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有人努力保持镇定，有人不断追问，也有人站在原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对办案人员而言，这是程序中的一个节点；对一个家庭而言，那可能是原本正常的生活突然中断的一刻。不能随意给他们希望，也不能用冷冰冰的程序语言让他们独自承受恐惧。真正负责任的做法，是告诉他们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目前能够做什么、哪些事情必须马上准备。
我也见过极端暴力犯罪的嫌疑人在现场被制服。面对真正可能继续伤害他人的危险，看到有人不顾自身安危冲上去控制局面，我会发自内心地敬佩他们的勇敢。因为现场的人没有时间站在安全的位置上讨论勇气，他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判断，并承担随之而来的危险。
我见过死亡，见过离别，见过一个家庭突然失去支柱；见过无助的母亲和老人，也见过面对危险仍然冲上前的人。面对这些现场，我的感受从来不是单一的。
有悲伤，有愤怒，有无力，有敬佩，也有许多无法用一句话说清楚的五味杂陈。有些场面过去很多年，具体的声音、表情和当时的空气，仍然会在某个时刻重新回到记忆里。
法律面对的从来不是抽象的人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家属”“死者”“申请人”，都是法律程序里的称谓。但每一个称谓背后，都是一个具体的人，以及一个可能从此被改变的家庭。
法律无法让已经失去的人重新回来，也无法替一个母亲、老人或者孩子承受全部痛苦。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需要有人保持清醒：把程序讲明白，把应该固定的证据固定下来，把能够争取的权利争取回来，把当事人和家属从完全无助的状态中，一步一步带到可以面对、可以判断、可以行动的位置。
DUBAI ENCOUNTER
一次发生在迪拜的相遇。
因为办理数字资产相关事务，我与迪拜产生了联系。
在当地，我认识了一位后来成为朋友和合作伙伴的人。真正让我决定信任他的，并不是他的资源，而是我听到的一件小事。
疫情期间，出行并不方便。他得知一位素不相识的同胞即将没有食物，便自己准备了饭菜，驱车几百公里送过去。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对方也没有能力给予他什么回报。
听到这个故事时，我非常触动。因为我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愿意为一个陌生人花费时间、承担麻烦，并不是一句“热心”能够概括的。那是一种不计回报的善意。
后来，我们逐渐成为朋友。他也慢慢了解了我的经历，知道我处理刑事案件、数字资产案件和账户冻结事务，能够帮助身处困境的人。
有人因为一大笔数字资产被冻结，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处理；有人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被关押，家属在外面焦急，却完全不了解程序；也有人在境外遇到问题，不知道如何准确地向境内外专业人士说明自己的处境。
在了解这些以后，他决定支持我所做的事情，并为我们在迪拜开展工作提供办公场所和当地协作。
这段经历不只是一次商业合作，更像是一场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的相遇：两个原本并不认识的人，因为都愿意帮助别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HOW I WORK
把中国经验与境外专业力量真正连接起来。
中国与许多境外国家和地区，在语言、文化、程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语言不同，意味着同一件事情未必能够被准确表达；文化和工作方式不同，也意味着一个在中国非常自然的处理方式，到了境外可能完全无法推进。
我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使我理解中国法律，也熟悉现实事务中的沟通方式和推进节奏。我知道怎样把一件复杂的事情讲清楚，怎样找到真正影响结果的关键节点，也知道怎样在规则范围内减少没有意义的对抗。
同时，境外事务必须尊重当地法律，并由具备相应资格的当地律师、税务师、信托机构和其他专业人士完成。我希望做的，是把这两种能力连接起来。
对境外律师和专业机构，我们可以帮助其理解中国法律、中国程序和中国当事人的真实需求；对中国客户，我们可以协调境外专业力量，让他的事情不至于因为语言、文化和信息差异而陷入停滞。
我希望通过法律做什么
我希望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是自由受到威胁的人，可能是账户和资产突然被冻结的人，可能是一家正在困境中寻找出路的企业，也可能是一个不知道该如何保护家庭和财富的人。
我不能承诺每一件事情都得到理想结果，也不会用夸张的话给当事人不切实际的希望。但我会认真理解他的处境，尽可能看清全局，不因为对方强势而轻易放弃，也不因为问题复杂，就只给出一份无法落地的意见。
工作之外，我从小热爱足球。足球让我理解配合、节奏、判断和坚持，也让我始终愿意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我期待有一天，既能和世界各地的专业伙伴共同处理复杂问题，也能在球场上真正切磋一场。
从小时候在商业街投下的一毛、两毛钱，到后来参与一件件复杂案件，再到与迪拜伙伴的相遇，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一直没有改变。